贝蒂·弗里丹年在《TheProblemThatHasNoName》一文中尝试揭示这样一个现象：那些整日围着孩子和家庭转的女人们心中始终萦绕这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就是生活的全部么？”。作者表示，在美国二战过后的15年中，专家们用专栏、书籍、文章告诉妇女们，她们主要的人生价值在于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以至于她们羞耻于说出自己的不满和疑惑。接下来，作者用一系列妇女们写的书信告诉我们，当今美国社会中这样一批家庭主妇面临的共同难题：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忽视女性在家庭以外的渴望和需求。
这样的描述放在今天的中国并不陌生，甚至很多妇女也正在面临同样的无名难题。对我而言，说到妇女或者母亲，很难绕开我的妈妈。我妈今年54岁，有四个女儿，到现在为止，她已经做了30年的母亲了。我妈是典型的农村家庭主妇，然而在她的认知里面，她完全没有“家庭主妇”的概念。因为在她的周围，如她同龄的妇女们都这么活，不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孩子的妇女反而显得格外的奇怪。我妈虽然和我妈一同在家务农，但是家里的家务活也归我妈承包，我很少看见我爸下厨或者干家务活，等我和姐姐妹妹们长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成为了我妈最好的帮手，我爸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坐等吃饭的人。
这种现状直到年才有所改变，那时我上初一，我妈41岁。她听同村的和她差不多大的妇女说镇上新开了一件大型玩具制造工厂，一个月可以挣不少钱，而且专门招女工，我妈毫不犹豫的就去了，一做就是8年。那是我妈生平第一次一个人在外打工，她遭遇了很多难题，比如怎么坐公交，怎么用工厂里的饭卡充钱吃饭等等，每次她放假回来，她都会拉着我们说工厂里发生的新奇的事情。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只要她在家，全部家务活依旧落在她身上，一日三餐、洗衣拖地，一样不少，除非我们几个姐妹也在家，周末对她来说才是短暂的休息。在工厂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她每每遇到一些难题就会很不开心并闹着辞职回家，比如厂里的拉长（流水线上的组长）欺负她，她眼睛越来越不好了等等。但是每次说完她都说等等，再等等，因为每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她的开心程度都可以超越那些困难。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年，厂里面给我妈下最后的通牒，让我妈自己主动离职。因为随着工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工进入工厂，像我妈这样将近50岁的人已经不符合工厂的年龄要求了。这件事对我们全家人而言都不算是坏事，因为她辛苦工作这么久，已经可以好好休息，我们也长大了，会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不需要她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然而我妈格外的失落，在家呆了不到半年，她就又萌生了外出打工的想法，这次她要去酒楼里帮人家洗碗。我们问她为什么，她说她要赚钱，要自己赚钱。再细细的问，原来自从回家以后，我爸总是通过一些言语来表达对我妈的不满，比如连家务活都做不好，做的菜不好吃等等。我妈感觉这是无法忍受的，她要通过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也可以赚钱，养活自己。这次她去了一家酒楼，夜班白斑的转换让她苦不堪言，折腾半年，在我们的劝说下才辞职回了家。
每个微小个体的选择背后必然有庞大的时代背景，当我将我妈的个人生活经验放到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去考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代妇女的故事。年开始，广东省珠三角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一些电子厂、玩具厂、塑胶厂开始往粤北地区转移，工厂的进驻来开始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县城周边开始出现工业园，吸引了一大批的妇女前往工厂就业，村里以前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工作的人也陆陆续续回到了附近的工厂工作。在此背景下，村里的妇女开始了和前面几十年不一样的生活。
这样不一样的生活让包括我妈在内的妇女们有机会可以尝试不仅仅是围绕着孩子、农活、家务活转的生活，并在其中体验到自己的人生原来可以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也可以看到，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做出的抗争是非常小的，或者说我妈自身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后来总是想要出去工作是一种对母职建构的反抗。
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人是我的大姐，我大姐是第一批90后，目前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虽然是90后，但是在我们村，她们那一批人的命运和80后会更相似。同样是年，我大姐初中毕业，由于中考成绩很差，连普通的高中都上不了，我爸妈决定不让她继续念高职，让她外出打工。但是跟我妈的选择不一样，她认为能够学到缝纫技术的工厂会更适合她，于是那年我妈和我大姐都到了离家不远的工业园区工作。和我妈的反应很不一样的是，我姐对于工厂的工作毫无兴趣，每次回来都是倒头就睡。不到一年，我大姐就决定到更远的地方换份工作，她从事过酒店服务员、收银、服装销售员等等，最后决定在家具店深耕。虽然只有初中文凭，但是她很努力，从普通的家具店跳槽到高级私人订制的家具店。在那段时间里，她充满了干劲，她相信自己的人生把握在自己手里。
同样在年，我妈失去工厂的工作的时候，我大姐所在的那家店要求所有的员工的学历都必须得在高中以上，而我大姐只有初中文凭，虽然她感觉很无奈，但是没有办法，她失去了工作，而这时候她也在考虑结婚的事情。考虑了很多的因素，她最终选择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市工作，但是不久，她就因为男方家里催婚就和男友结婚了，不久，她就怀孕生子。
和我妈不同，我姐虽然也是家庭主妇，但是我姐对于如何当妻子还有母亲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她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认为这是当代女性应该有的样子。比如，她要求我姐夫必须得承担一部分的家务，带孩子的工作爸爸也要参与进来。虽然我姐夫尽自己的能力参与到家庭中来，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姐依旧是主要的照顾者。我大姐变得越来越焦虑，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家庭。比如因为生孩子身材变得臃肿走样，骨盆变大，运动会漏尿，还有因为常年在家带孩子面容憔悴，社交圈变小，要不断学习各种科学育儿的方式等等。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害怕这是她接下来一辈子的生活方式，就像所有的家庭主妇问到的那样：“这就是全部了么？”。在第二个孩子将近一岁的时候，她选择外出工作，孩子留给婆婆带。但是在她工作的几个月里，不管是孩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大姐都得请假回去照顾。周围的家人开始劝她，诸如“孩子离开妈妈不行”“始终是妈妈比较会照顾孩子”等等的劝服，让她赶紧辞职回家。这样折腾不到三个月，她身心俱疲，还是决定放弃工作回家照顾孩子。在我们村里像我大姐这样的年轻妈妈并不少见，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还十几岁便外出打工，渴望在大城市立足，但是最终大部分都会回家结婚生子。
我大姐在成为母亲的这条路上并不比我妈妈好很多，她们尽管在不同的年代出生，接受不同的教育，面对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是母亲的身份对她们而言同样是无名难题。她们尝试过不同程度的挣扎和反抗，想为自己争取多一些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最终都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往前走。对于我妈妈那代妇女而言，她们的个人需求在家庭面前基本上不被看见。对于现代的女性而言，市场化看似给予了女性选择的自由，但是她们重新陷入了另一种困境中，那就是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不断地周旋和平衡。而女性在家庭中的付出依旧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女性的角色期待依旧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全职妈妈是没有自我的”“事业这么成功一定很少关心孩子吧”等等的论述依旧在将女性困在社会性母职的困境中
我妈和我姐姐是两个不同年代的女性，因为社会变迁，社会文化脉络的改变，我姐在成为母亲的路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但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上去看，她依旧在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不平等。当代的女性也是如此，社会在逐渐的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平等和自由，但是不同形式的困境也在悄然的出现。通过这些阅读和思考，我依旧充满了疑问，或许我对佛里丹在60年前左右提出的无名难题放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中可以进一步的具化为：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拥有不选择家庭的自由？如果婚姻和家庭的形式不是只有现在的这样，又是可以怎么样呢？会真的给我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么？家务劳动如果算是一种劳动，我们又应该给予怎样的价值衡量？如果男性和女性都拥有选择不以家庭利益为重的自由，那么家庭的存在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疑问依旧不断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未来的某一天，女性能够得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