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前尘轶话
在朝阳门外的红庙住了20年，却不知那里为何叫红庙。
原来，这地方清道光年间真有座红庙，又叫关帝庙，还有个红庙村。20世纪50年代，首都经贸大学前身北京劳动学院建校，红庙便只剩了地名。
70年代，这一片陆续盖起居民楼，因工作得以与几位迁居红庙北里的作家、学者、教授有了直接或间接的相识和交谊。
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他书房的灯亮得最早
他以前是夜里写文章，徐悲鸿先生劝他少熬夜：灯捻会燃尽的。不知他何时不熬夜了，但搬到红庙北里后，他书房的灯却是3号楼里亮得最早的。
我见过他的工作状态：已近九旬的他，裹着棕色条纹睡衣，坐在旧藤椅上，借着书桌旁可升降的台灯，拿着放大镜，脸几乎贴在书上……每次一进他家门，他夫人解老师就会冲着书房高声喊道：“老头儿……”接着就听到椅子挪动和噌噌噌的碎步声，穿着睡衣、头发支棱着的朝闻先生开心地走出书房……他孩子戏说：如果文艺界评劳模，爸爸当之无愧！
他是个有趣的人。看电视上时装模特表演，他起身模仿走起了台步，还不忘学着来个亮相，没等笑声停住，他忽然问：“你发现美丑了吗？”听他聊天，无论说到什么话题，他都会信手拈来生活中的例子，再即兴而发把一些深奥的美学哲理变成浅显易懂的话，让你心领神会。
他待人平和。一次他对我说起写人物：“要注意，不要求全，现在介绍一个人物往往面面俱到，结果留不下深刻印象，可以就其一点，字数也不用太多，话要说到点上，说别人没说过的话才有意思。”他就是这样，总希望帮助别人有所进步。
他爱孩子。在楼下散步，遇到三个有礼貌的小孩跟他告别，一个说“再见”，另一个喊“拜拜”，还有一个把小手放在嘴上来了个飞吻。他边笑边说：这三个动作联系起来不是很有意思吗？！从中悟出“儿童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的道理，你不由得为他无所用心却有所发现的喜悦所感染。
最后一次看望他那天，已九十有五的朝闻老先生拿本以前出版的《雕塑·雕塑》，书里夹了许多写满小字的纸条，原来他还在修改。他说，有人认为老改文章是个缺点，但是不断地改说明认识比以前提高了，这个缺点不就变成优点了吗？他走后，书架上还放着准备再版的《雕塑·雕塑》等书稿，便想起那天他讲的：现在还能改文章，以后人不在了，想改也改不了了，不就留下遗憾了吗……
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最后一件事
拜识他是遵范敬宜先生嘱约稿，去的是他在红庙北里的家。范与他相交50余年，称他“宽堂学长”。除“宽堂”，他还有一斋号“瓜饭楼”。听他讲，小时候到了秋天，南瓜是一家人的口粮。他写过一首诗：“老去种瓜只白痴，枝枝叶叶尽相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十年前乞食时。”到80多岁时，他觉得自己还像一个农民。也许，没有高学历的他，就是以农民的任劳与勤苦在学术领域开辟了一个个新天地。
我为他画过一幅像。他在上面题句：“风雨半生八六年，艰难苦恨到华颠。”他解释道：我今年86岁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所有运动都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现在已是满头华发……
他曾牵挂一件事。年，宜昌一位小学老师来看他，不巧未遇。改日那位老师又让女儿来看望，因为那天访客多，没有说上话。后来，老师的女儿来电话，正巧一位商人刚刚离开，他不喜欢那商人，误以为电话是那商人打的，待训斥完才醒悟，惜电话已挂断。他想找到那位小学老师和他的女儿，托人在宜昌有影响的报纸上发了一首寻找那位老师的诗，但最终没有音讯……他讲起这些时脸上现出歉疚的神色。
年1月2日最后一次看他，他倚在沙发床上，讲起长沙有位叫吴一(音记)的老先生来看过他。说此老先生信佛，特别神，一天，他对子女说他8点钟将离世，子女便把他穿戴整齐，到点，一摸他的鼻子，没了气息……听完我心生疑惑，他为何讲起这个人？
20天后，他走了。报纸上写他“安详离世”。女儿说父亲是个工作狂，他走得安详，是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了。但他还有一件事，就是叮嘱女儿：照顾好你们的妈妈！
学者尚爱松先生：待人亲厚的古君子
他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先生，是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及美术史、古典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老学者，他晚年就住在红庙北里。
我并未见过他，但我的父亲与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科院有过交集，是要好的朋友，我也听父亲多次说到他，八九十年代他们还有交往。
最近，听美院老师讲了他一件事。一天深夜，他听到外屋有异响，起来发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吃柜子里的剩饭，他与那人一问一答：你怎么进来的？从窗子爬进来的。进来干什么？我饿……他说，那就热热再吃吧。那人不语，一直在吃。
后来，那人离开了。
他突然想：我忘了，该给他拿点钱……看到齐白石送给他的画依然安好地挂在墙上，他更加后悔，连连说：我忘了，该给他拿点钱……
他一辈子一心向学，待人友善。他早年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随徐旭生先生研究魏晋思想史，受先生待人亲厚的古君子风影响。他不攀附名流，不结交权要，但对境遇较差的人易生同情，视学生如子侄。齐白石称他“大雅人”。他让我想起雨果《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
“要格外照顾好护工的饮食”，这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
作家严文井先生：燕窝还在，燕子却不再来了
他家过去在东总布胡同，是平房，院门过道很窄，卖蜂窝煤的师傅就把煤放在街上；冬天很冷，下半夜一两点钟还得起夜弄炉子；厨房没有上下水。后来有煤气罐了，有一次请日本作家在家里吃饭，突然没煤气了……有人跟他夫人说，老严这个人不吭声，你不能不言语。
待他搬到红庙北里，我去他家时，他已经腿脚蹒跚，每次去，总能从他眼神里隐隐地看到深藏在里面的悲凉和孤独，却无力解开他的沉默。
一个冬日的傍晚，他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对面的墙，黑白斑的大猫“欢欢”在他身边蜷着身子酣睡。他说这只猫已经10岁了，快要跟他告别了。他喜欢小动物，可在20多岁时杀过几只鸡，是为了妻子和孩子，现在无论如何是不会了。“人也好，动物也好，都是一个生命，都只有一过而已。一个人能写一点，像你能画一点，不要辜负这一过……”
他望向窗外，阳台上有个燕窝，燕子前年来了，去年也来了，可今年没有来。“刚才我看到有只鸟飞过，不知是不是那只燕子。‘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这寻常人家，燕窝还在，燕子却不再来了……”
遗憾的是，我没有听他讲过会让他眼睛发光的初恋，讲他盛年时丰富的见闻，还有他对音乐与绘画的独到心得。
本文来源：大众日报